本文节选自格伦·佩里《心理占星学论文集》中“占星治疗：理论与实践概述”一章，讲述了占星学从传统发展到现代，是如何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当中，卡尔·荣格发现，占星学可以成为挖掘人类深层心灵的强大工具，而他的理论观点被现代占星学鼻祖丹恩·鲁伊尔注意到，并开始对占星学进行重塑。 传统占星学 很难理解占星学是如何在过去30年间如此迅猛发展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本心理学出现，占星师才开始认真从成长和转变的角度来考虑星图。对于那些最近刚开始学习占星学的人来说，占星似乎历来如此，其实过去并非这样。尽管荣格曾经说过：“占星学集古代心理知识之大成”，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占星学很少关联到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心理”层面。 古代人最初把行星看成是主宰自然界不同进程的各种神灵，就像是统治国民的国王一样。他们把天宫国度与凡世人间想象成线性的、二元的、等级分明的关系：权利至高者统领地位卑屈者。随后更深层次形式的占星心理学认识到，宏观和微观实际上是相互贯通的，因此其关系并非线性或二元，之前的观点便随着3世纪希腊文化的瓦解而衰败。 在中世纪时期，一种更为简单的模型极为盛行，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该世纪下半叶。人类被看作是宇宙力量注定的承受者，我们可以安抚宇宙力量，却不可悖行。如此阴暗的决定论会因为一个有价值负载意义的术语而变本加厉。这种术语常常是描述出生图的不详词汇，例如：恶毒的、邪恶相位、衰弱、痛苦、损伤、堕落、死神、12宫地狱等等。当然，占星也有“好的”部分，例如益处和得意，但这只能用来强调系统的命定性。行星被看成是在出生时影响个人的神秘射线或电磁力的各种传输者。得到感应的这些个体会自然而然地专注于外界，以观察众神为他们准备了怎样的怨恨或慈爱。传统占星学苛刻的决定性不允许意识有改变或成长的可能性。人们反而更希望依据行星，将其当作避免厄运或为自身利用环境寻求机会的途径。 传统占星学以事件为基础，其内涵意在于个体是冷漠宇宙潜在的受害者；对于宇宙，个人无力掌控。于是，占星师就会急不可待，反而无法给予人们想要的东西、预测、建议、警告，以及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看来是复杂心理问题的简单方案。 从好处想，传统的占星师充其量也只是一些喜欢预测事件、描述个性的好心人，没有害人之心。从坏处想，他们是散播恐惧的寄生虫，让为其服务埋单的人滋生出了不安和焦虑，造成了很大伤害。大多数关于疾病、事故、离婚、海难、地震、丑闻、遗产、婚姻、升迁及类似世俗问题的预测，除了能增加占星师的筹码，让其言论听起来对所述问题有些许控制性，真是毫无意义。但是没有哪个占星师能够确切预测未来事件的内容，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或对该人有何影响。 在这种预测中尤其缺乏的，是事件于当下影响之外可能还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与经历者的意识有什么关系？这为自我洞察和认知成长提供了什么机会？此外，传统占星师对于性格的描述通常局限于对表面特征的描述，其中满是道德判断和圆滑意见。从好处想的话，占星师只是确认了个人已经意识到的东西。从坏处来看，占星师肤浅、迟钝、审判性、极度负面的，或根本就是错误的解说，让当事人感到迷惑与不安。 荣格与占星学 其实星图中有暗示出支撑外在行为的各种潜意识信念和根本动力，但对此深层面都没有给予任何探讨。性格被看作是稳定、不变的，或是遵循占星师丰富的宇宙咨询意见就很容易被修正的。这样的假设从现代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显得很天真。我们现在意识到，尽管改变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性格格外困难，但仍然可以通过意气、坚持和辛勤来达成。瑞士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第一个认识到了占星学的巨大潜力，认识到占学星可以成为挖掘人类深层心灵的工具。荣格在其一生中的各种著作里，都提及了他对占星学的极度尊敬。他认为，占星学对心理学贡献极大，并承认他在与客户做分析时常会用到占星学。 在遇到难以做出心理诊断的案例时，荣格会画出一个星图，以便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得到进一步的见解。“我必须说，” 荣格说道：“我总是发现占星数据会说明一些我通过其他手段无法理解的特定问题。”荣格将占星学的星座和行星看成是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过程的标志。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潜藏于所有个人和集体心理生活之中，并对其进行激励的宇宙组织原则。神学将关注点放在对历史上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原型文化的再现上，而占星学则将原型作为理解人类基本心理动机的一种语言。 正如荣格所说：“占星学就像心理学所关心的集体无意识一样，包含象征形态：行星是众神，代表无意识的力量。”神学里的众神代表那个仿效万事万物的宇宙国度中的存在力。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原型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在人类意识的先天观念和自然的基本过程中都很明显。它不仅告知了人类体验，也展现了行星运动。正是原型的这种双重本质使得星图在内在性格和反映性格的外在事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荣格曾写道：“占星格局和心理事件之间，或者说星图和性格特质之间，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总结道，原型是心理活动，即它们除了塑造性情外，还构成事件本身。占星布局既阐明个人的天性，又诠释个人可能体验的外在环境的特别类型。在1954年的一次访谈中，荣格说道：“一种成型的、明确的心理状态会伴随出现一种相似的占星格局，可以保证每个人都是如此。” 荣格认识到，占星学有着可以揭示行星运动和人类经历之间关联的能力，这种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特点使占星成为可以确定生活中危机时刻的一种精确方式：“我观察了许多案例，其中明确的心理阶段或类似的事件与行运相伴，特别是土星和天王星的困难行运。”荣格对于心理现象和占星数据之间关联的观察，促成了他共时性理论的形成。他将共时性定义为“特定心理状态与一个或多个外在事件的同时发生，这些外在事件与暂时的主观状态表现为有意义得平行。”所以，荣格对待隐匿于占星学中的共时性现象也是毫不犹豫、严肃认真。他认为，占星学因共时性而得以精确运作，即将要出生之人的心理结构和当时行星的位置是“有意义得平行”。 在寻找检测共时性假设的方法时，荣格进行了一个占星试验，将配偶双方星图的行星分布，或两张星图之间形成的相位关联起来。他假设，配偶双方的星图中出现特定相位的频率，要高于没有关系的两个人。 “我们正在寻找的这种有意义得巧合在占星学中直接显现出来。”荣格说道：“因为占星数据……与个人的性格特征相符。在远古时期，各种行星、宫位、黄道12星座和相位对于性格研究的基础都很有意义。” 尽管荣格从未开发任何占星学的系统理论，但显然他自己关于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占星学的影响。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他的主要概念是从占星学那里直接借用来的。 他除了明确认可行星为原型，并将共时性理论作为解释占星巧合的方法之外，荣格对于外向和内向两种态度类型的观点，早就被占星师看成是12宫图的两极划分，两极即为积极的-阳性的（外向）和消极的-阴性的（内向）星座。此外，他的4个功能类型，即直觉、知觉、想法和感受，基本与占星学中的火、土、空气和水这4大元素相一致。除了这些相对明显的相似之处外，占星师还发现了其他的关联。这包括自我-太阳、人格面具-上升、阴影-冥王星、阿尼玛-金星、阿尼姆斯-火星，和集体无意识-海王星。困难的占星布局，特别是那些涉及外行星与水星、金星、火星、月亮或太阳的困难相位，都已经过占星师的观察，展现出个性中的苦恼之处。这与荣格所描述的心理情结相似，如围绕一个核心展开的无意识、情绪化的记忆、形象和想法。 占星学的重塑 20世纪30年代，丹恩•鲁伊尔开始依照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重塑现代占星学。荣格认为，心灵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对立力量的动态复合物，心灵被内在地激发，以朝着心灵圆满的方向演变——该过程被荣格称为个性化。丹恩•鲁伊尔对荣格的这种想法极为关注。荣格认为，个性转变的过程是固有的，或受目的驱动的。个性不只是外界力量的产物，还朝着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而有目的地奋斗。随着个人从自我创造的经历中学习，心灵的原型结构逐渐有所差别、整合起来，变为整体。鲁伊尔认识到，这些想法极为适应占星学。星图也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对立力量（星座）的动态复合物。占星学的各部分，及其无数相位和相互关系象征着那些极力将自己转变为整合整体的原型力量。鲁伊尔认为，个性化的过程潜藏于每张星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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